郝堂人
信阳网讯
姜佳佳,信阳市平桥区大学生村官、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项目主管、郝堂村青年创业合作社理事长及郝堂岸芷轩公益平台主管。
上午九点半的阳光从稀疏的树林穿过,透过玻璃墙斜射到岸芷轩一侧的桌椅上。棒球帽配上大背包,T恤衫加上旅游鞋,刚从非洲肯尼亚考察归来的姜佳佳初次见面就对我们报以暖心爽朗的微笑。这位已经34岁的协作者中心项目主管,对待乡村建设满怀热情,一如最初担任大学生村官时干劲十足。
与姜佳佳的访谈
架桥,做交流沟通的第三方
大学毕业后从事导游工作七年的姜佳佳,虽然已经获得了“2004年河南省百优讲解员”的荣誉,但因为城市经济压力和为人打工的漂泊感,更重要的是生长在乡村,所熟知的一切都关于乡村,姜佳佳还是选择尝试大学生村官的招聘。
对于自己能够成为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的一员,姜佳佳表达的更多是幸运。除去部分村官被乡镇截留,潜在的竞争对手减少外,任职期间认真坚持完成的工作日志对她被选中也大有裨益。时任平桥区科技局局长的禹明善书记给了她一本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要求她交读后感。但是姜佳佳“这份作业”得到的批复却是“幼稚”!因为她认为这书只是把农村的问题呈现出来罢了,“问题大家都知道,关键是解决方法是什么。”她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想要寻求切实可行的硬方法。
协作者中心以项目管理的形式呈现,成员主要是志愿者和协作者。作为外部社会资源和内部政府需求对接的桥梁,用姜佳佳自己的话说,协作者中心更多是做“语言体系的转换”。“因为政府的体系不可能做这些,村民也没有开阔的视野,而村委会短时间内也不能充当这样的平台。”她解释,尤其在郝堂建设之初,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与外界的资源进行对接,让它在郝堂落地”。
无论是翁永凯老师的健康基金协会,还是友成“小鹰计划”的志愿者驻村项目,协作者中心都会将村庄建设所需要的项目逐渐引入,与政府对接。“比如翁永凯老师当时是代表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项目来的,做慢病防治、提高母乳喂养率等工作,本来就是归计生这块儿管理,所以我就把它对接到区里的计生委,由计生委跟他们签订合作的协议。对接完以后我们就变成了第三方,和香港中文大学来做评估。后来我们又做了小学的食育教育……”姜佳佳讲起了这几年做的一些项目毫不含糊。
隐形,又尴尬的身份
协作者中心一直扮演着第三方的角色——找到村庄建设需要的项目,同时也找到合适对接的相关政府单位。但这第三方的存在往往是隐形的。
郝堂村第一次村民晚会由协作者中心的几个成员主要负责,但是舞台大背景上却没有“协作者中心”的字样。第二次“村晚”完全靠协作者中心通过众筹的方式主办,政府方面几乎没有插手,协作者中心的名字才终于在背景布排上了最后一位。
口述史整理是协作者中心早就想完成的一项工作。只是,姜佳佳没想到,当所有准备都已经完成的时候,口述史难产了。原因是政府参与后,无法按照专业口述史的方式呈现,县区宣传工作者甚至把标题改成《郝堂梦·中国梦》,主编辑、副主编等都在县里的要求下变成村里的干部,但他们又没有任何资金支持,这着实让志愿者们难以服气。而且由于资金紧张,没钱出刊,口述史的事情只好暂时搁置。
在这些情况下,协作者中心似乎成了一个需要时才有意义,不需要就可有可无的组织,这重隐形的身份让他们显得十分尴尬。
“我经常在这,大家都知道我是没问题的。但是以后有新同事来了,我要怎么去介绍别人呢?人家总不能待一天是志愿者,待一年还是志愿者,身份总是要有一个出处的。”姜佳佳的语气中有些无奈。
谈及青年创业合作社,姜佳佳认为这个组织的成立还是有些操之过急,“村民不具备这个(统筹的)能力,他们可以干直活儿,但是他们不会站在那个高度去规划思考。”由于村民眼界和能力的局限,姜佳佳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组织牵头,但是一切来得太快,显得有些后劲不足。
借着这两年电商发展的东风,在青年创业合作社下姜佳佳也尝试过将郝堂茶叶搬到京东上出售。由于缺乏统一的网络茶叶评估标准,挂在网上的茶叶很少上新,主要销售仍是依靠传统销路。
这个经济合作社独立于村支两委,如果发展得好,能够把村里有能力的人聚集起来挣钱致富,这样它就会成为村两委潜在的对立面。如此结果,也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所幸,郝堂村支两委的框架牢固,一些村干部同时也任职于协作者中心,这让姜佳佳感到一丝宽心,至少二者的矛盾并不十分凸显。
忧虑,最好也最具挑战性的时刻
鸡犬相闻、阡陌纵横、拥有大片荷塘的郝堂村,似乎就是人们留住“乡愁”的世外桃源。但在姜佳佳看来,“郝堂1.0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2.0还没有到,处于一个过渡阶段”,现在是最好也是最考验能力的时刻。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两句诗词,而“岸芷轩”正借了它两个字。据姜佳佳介绍,“岸芷轩”是五里店办事处书记苏永华取的,姜佳佳接手后,把它解读为“河岸边一个有香气的长廊,这个香气可以是书香也可以是茶香。”这盈满香气的屋子,不仅是村民交流的公共空间,也是郝堂小学生第二课堂的教室。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了解到关于美术、陶艺、写作等课程。
岸芷轩外景
尽管自己也能够作为老师教孩子们阅读和写作,但姜佳佳更希望有志愿者参与第二课堂,给孩子们带来更专业的课程。“因为郝堂小学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和成绩总体看来是比较差的。”目前郝堂小学的老师大部分是来自城市的特岗教师,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他们不知道如何与村民打交道。“(他们)脱离了电影院、超市和互联网,到了一个非常安宁的地方,一下就不适应了。下午四点就放学了,之后就傻了,不知道要干什么。”姜佳佳以为,来自城市的特岗教师们初到农村,内心的不安与农村人到城市里的不安是一样的。
除去融入社区的困境,编制和岗位等现实因素也决定了乡村教育注定只是特岗教师们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期长则两三年,短则两三个月,流动带来的不稳定性让老师与学生间难以融合。
“等张老师今年退休后,郝堂小学就没有一个本村教师了,(其他)全部都是从城市来的老师。朱凯的弟弟今年上二年级,放假之前有一段时间就不想上学,说回家放牛也不去上学了。原因是他不喜欢那个(新)老师,因为刚喜欢上(一个老师),他就被调走了。一个学期换三个老师!”不仅是朱凯的弟弟,很多村民家长也反应教师流动频繁。此外,作为小学教师,很大一部分老师并非专业师范院校毕业,缺乏教育心理学等专业性知识和技能。即使有,他们也难以将自己的所知所学教给学生。
小学教育的不济,其实也是村庄人才培养机制缺乏的缩影。姜佳佳讲道,如今村庄建设的主力都是70后和80后这两代人。他们上学时并未实行义务教育,恰逢又赶上可以外出打工,所以实际上他们的文化水平平均还不及小学。这样大的一个知识断层在村庄建设上是难以弥补的。所以在如今政府和社会力量不断撤出的状况下,郝堂村内生动力不足,缺乏内部人才引导村民持续发展,这是最根本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再次与姜佳佳联系时,她正在去往苏州“昆山论坛”的火车上。在语音里依稀听见车厢中的嘈杂声,但就像她评价自己的选择——“还是适合乡村”那样,只要适应了这周遭的环境,变革与否都坚持本心。
谈及自己和郝堂的未来,她发送了这样一条消息:“在为之前郝堂建设行为负责和继续陪伴郝堂成长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生存的能力和方法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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